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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财经无忌

继罗志祥之后，中信银行的时间管理学再度登上了热搜榜单。

7日凌晨1点，其官方微博发布了道歉信：

翻译一下，网上爆料的都是实锤，我们感到很愧疚（这次居然被发现了），已经对责任人做出了处分（纯属个人问题，银行制度不背锅），向池子道歉（事情赶快过去吧）。

纵观全文，躺平认锤的服软背后，又融合着不漏声色的甩锅艺术，和积极认错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实在堪称是身处极端不利环境下企业公关的典范。

遗憾的是，公关所起到的效果终究有限，可以预见到，这一负面消息所带来的蝶变并不会就此停止。

这一场无形的舆论交锋背后，池子获得了道德的胜利，而惨败的一方，却可能要为此赔掉银行业视为第二生命的信誉体系。

01 行业“清流”，中信失信

截止发稿时，中信银行盘中股价已有些许下挫态势。

同资本市场勉力支撑下的平静相反，另一边的互联网上，关于中信银行的段子和批判已经是热火朝天。

有人更是扒出了几年前的报道和司法判例，暗指中信银行泄露客户信息的“传统”由来已久。

接连扒出的猛料之下，网友们也纷纷调侃称：

“中信银行建议改名叫中银行，因为‘信’已经没了。”

舆论的爆发背后，中信银行此番行为，实质上已经破坏了银行一直试图与客户构建的信任关系，在漫长的银行业发展历史上，这一信任关系，始终是行业得以不断前行的基石所在。

从端坐在中世纪威尼斯码头板凳上兑换法币的初代银行家们，到如今西装革履，出入奢华办公大楼的金融精英，银行业的模式和经济地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唯一没有变化的，便是其身处信誉金字塔顶端的地位。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巴杰特所说的那样：“银行家的事业和财富并不是货币数字，而是父子之间代代相传的信誉。”

这种信誉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及时付款，同样包含着某种更为深远的细节：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票据承兑，资产的妥善保管，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深层逻辑：

“永远站在客户的一边。”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了摩根银行被华盛顿和伦敦的权力结构青睐的原因之后，同样得出了这个结论：

“摩根与其说是一家银行，不如说是一个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信誉成为了最关键的因素……华尔街上，比摩根规模更大、资产更多的银行有十多家，但论信任、善意、诚实，和客户至上的原则，摩根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点在国内的银行业中同样有所体现。

在中国，个人的账户信息实质上是受“双重保护”的，一方面，它属于个人隐私的一部分，是宪法和刑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账户查询只有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刑事侦查等司法活动下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金融业传统信誉服务的某一环节，受到银行出于利益考量等诸多方面的庇护。

两者相比，后者有时甚至还会高于前者。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简单搜索，各大银行因为拒绝配合法院工作而被罚款的案例多如牛毛，从拒绝提供被执行人开户信息，到拒绝配合划扣被执行人账款，罚款金额花样百出，涉及单位也普遍存在于建农工商和地方商业银行。

尽管不那么“政治正确”，但从欧美到中国，保全客户信息，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违抗”司法机构的现象，虽然不符合法律法规，却是银行内部不折不扣的一道“荣誉勋章”。

在此基础上，中信银行的横空出世，仿佛一道清流，改变了银行之间无休止的“信誉竞赛”，把全行业拉到了“比烂”的赛道上，并一骑绝尘的夺得了冠军。

02 被存款“绑架”的银行

回到中信银行这一丑闻本身，不同于司法机关等公权力对于个体隐私的征集，这一事件本质上更近似于银行“大客户”对于“小客户”的权利侵犯。

同前文中所阐述的拒绝配合法院工作而保护“大客户”不同，后者的性质从各方面来说都更为恶劣。

银行被法院罚款，从纯粹的经营角度看，和逢年过节送大客户贵重礼品、请大客户吃饭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自掏腰包的关系维护，尽管不为法律所提倡，但这并没有超出“成本——利润”的循环框架，仍然是可控的。

而池子这一事件所揭露出的，则是中信银行对于这一框架的破坏，它证明了，该银行下属至少存在着一个支行，愿意以牺牲中小客户的权益为代价，去“讨好”大客户，而在这一过程中，本该由银行方面支出的“灰色成本”被直接转嫁到了客户的头上。相对应的，银行完成了无本万利的客户留存。

在此基础上，这一看似零成本的小小举动，同样暴露出了中信银行在博弈过程中的被动。

毋庸置疑，存款对于任何一个银行来说都极为关键，这一点，《资本论》中就曾做出过清晰论述：

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

对于许多老一辈银行从业者来说，更是有着“存款立行”的说法。

而翻开《商业银行法》，不难得出结论，存款目前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它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强制性监管指标形成对贷款规模的直接约束。

另一边，源自WIND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29家A股上市银行存款总额为107.25万亿元，贷款总额为85.33万亿元，存贷款比率平均值为76.99%，这之中，中信银行以98.12%的存贷比高居第二。

这意味着，同样接受了1亿元的存款，中信银行增加的贷款数额将较一般上市银行多出整整2113万。

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中信银行如此执着于“讨好”笑果文化之类大额存款客户的原因所在。

而在那之外，源自财报的另一组数据也旁敲侧击的点出了该行内部“特权客户”存在的可能性。

2019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截至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客户总数已经达到了9504.76万户，其中，中高端贵宾客户突破80万户，然而，这一批仅占客户总数0.84%的群体，委托给银行管理的资产总额竟高达9561.73亿元，占据了该行资产管理总额的48.35%。

有这样一批足以“绑架”银行的VIP客户的存在，倘若制度管理出现些许的漏洞，像池子这样的案例，恐怕难以杜绝。

03 银行业靠什么活在21世纪

“我们需要银行业，但我们将不再需要银行。”

上述之外，中信银行此番一系列的违规操作，看起来更像是呼应了比尔·盖茨23年前的那一番预言。

尽管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线下银行业的发展依然如火如荼，短期内难以看到消亡的可能，然而与此同时，高速迭代的新兴技术也正在不断冲击传统银行业摇摇欲坠的壁垒。

面对可以预见到的数字化变革，环绕于人们手机屏幕前的支付工具，支撑线下银行庞大规模的理由正在呈现难以逆转的削减趋势。

面对未来，或许正如杰姆斯·汉考克在《消失的银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假以时日，银行必将被彻底改变。”

然而对于这种改变的最终结果，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态度依然是开放的，银行业究竟将被淘汰，还是借助于技术和理念的变革重获新生，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这之中，除了数据转型、创新投资等一系列措施之外，汉考克为当下银行业找到的唯一存在理由，便是客户。

他相信，银行只有将目光从产品重新回归到客户的身上，这一组织才能真正基业长青。

而正如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一围绕客户构建组织的关键之一，仍然是彼此的信任和客户至上的原则。

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已经被另一个组织所印证——瑞士银行业。

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瑞士银行业持有的境外财富为2.4万亿美元，为全球最高。尽管这一数字正在被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不断拉近，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调研指出，到2021年，瑞士仍将以24%的份额牢牢占据境外最大的财富中心名号。

而提到这一庞大的财富集团，高度为客户保密依然是首先浮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加尔文教派所主张的私有财产保密，到1934年通过的保护客户私隐，禁止泄漏银行客户资料的瑞士银行法。瑞士银行业一贯以来对于存户资料的保护，成为了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商业世界里历经百年的通行证。

在瑞士，银行雇员公开存户资料可以被判入狱。不少银行与员工的保密协议更是终身制，离职后都有责任保密。尽管这一准则所带来的避税和洗钱风波难以为法律所阐明，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的，某种程度上胜于法律的威力。

当然，对于国内银行来说，这样极端的保密法则未必有存在的必要，但其背后所蕴含的信誉准则，仍然值得每一位银行从业者的思考。

这或许也是中信银行此番丑闻背后，唯一的积极意义。（本文首发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