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开幕前夕，来京参会的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主席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年仅34岁的他，已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当时，毛主席握着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啊...
1950年，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开幕前夕，来京参会的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主席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年仅34岁的他，已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当时，毛主席握着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啊！”
周恩来也在一旁打趣道：“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荣毅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挺直高高的腰板，昂着头颅。可这时的他，却深深地弯下腰，谦虚地说：“哪里，哪里。”
看到荣毅仁谦虚恭敬的样子，毛主席面带微笑地补充了一句：“你来了，很好。”
此时，周围的人都诧异了。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历来是擅长开玩笑的，尤其是与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毛主席突然对面前的人说一句开心的玩笑话，有时又把别人的名字来一番考据式的“引伸”。
其实，这不仅是一种让人感到亲近的会客艺术，还是毛主席非凡才华的自然流露。
可是，今天毛主席怎么了？他面对荣毅仁，言语不多，仿佛话里有话，这种场面实在是少见。
有人说：只有把对方当成真正的对手看待，才会小心谨慎从事。难道毛主席把荣毅仁当成了“对手”？
答案是否定的，毛主席只是不明白：在解放战争时期，有那么多的富豪大亨席卷而去，但这位中国的资本家首户却留了下来。
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
或许，答案只有荣家人才知道。
图 | 荣毅仁
要解开荣老板的滞留之谜，就不得不说说荣家的发迹和发展史。
荣家祖籍在无锡，荣德生和荣宗敬先生，是荣家亲属中开拓实业的先驱者。荣德生也就是荣毅仁的父亲。他9岁进私塾，15岁就来到上海成通顺钱庄学艺。
1896年2月，荣氏兄弟在上海鸿升码头开设了广生钱庄，资本额3000元，这也是荣氏兄弟合作自营事业的开端。
那时候，兄弟俩在纷繁的钱庄业务和各项事务中密切配合，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没过多久，上海就发生了股票风潮。大部分钱庄倒闭关门。但荣氏兄弟的广生钱庄却没有受到影响，这还多亏了他们谨言慎行，从不搞半点投机取巧。
广生钱庄只是一个开端，荣氏家业真正“发迹”，是从经营面粉业和纺织业开始的。
1902年，荣氏兄弟投资了第一家企业，名叫保兴面粉厂。那时候，场地有限，设备简陋，但荣氏兄弟却不管这些，他们历经磨难，终于做强做大，在旧中国支撑起民族工商业的一片明朗天地。
不想风云突变，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攻占上海，烧杀抢掠，荣氏企业也被日军破坏，荣宗敬先生更是气得老病复发，于1938年在香港病逝。
虽然屡次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破坏，但荣德生大义凛然，公开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后，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
图 | 荣德生
抗战胜利后，马上又迎来解放战争。那时候的荣氏企业，随时有可能被挤垮吞噬。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一向采取欺压排挤、强取豪夺的政策。
早在北伐时期，蒋介石就无端通缉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结果荣家被敲诈10万银元而不了了之。
1934年，荣氏企业申新集团在最困难的时候，以三、四千万元的财产抵押给国民党，签订借款500万元的合同，结果宋子文只付了280元，就强行停止付款。
上面已经说了很多荣家遭受到的灾难，其实，对荣家最大的打击，莫过于1946年发生的“荣德生绑架案”。
荣德生被绑架时，已经是71岁高龄，他在匪巢中被困了34天。此案一出，震惊中外。
荣德生绑架案之所以震惊中外，我想有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受害者是中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家。
第二，绑匪要求赎金100万美元，然后以50万美元成交。
第三，参与绑架的竟然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们和绑匪串通，演了一场戏。
第四，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但破案之后，又下令从赎金中分出5万美元奖赏有功人员，实在令人生疑。
这次绑架案，实在让荣氏家族伤透了心，为了避避风头，荣家人安排荣毅仁去美国读书。
1949年解放前夕，在上海的资本家大多都跑了，有的甚至还跑到国外去，而荣毅仁父子却没有跑。那时候，荣德生对荣毅仁说：“不管发生什么，我决不走。”
就这样，上海解放了，荣家人留了下来。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当时的荣毅仁只有33岁。他开着一辆汽车行驶在马路上，看到解放军就在马路边上席地而卧，毫不扰民。
当荣毅仁来到一个路口时，被拦了下来，一名解放军战士告诉他：“前面有战斗，不安全，别过去。”
这位解放军态度诚恳，语气亲和，让荣毅仁感慨颇多：解放军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相比，真是完全不一样啊！
6月初，上海市军管会又通知荣毅仁去开会，会上，他见到了陈毅、曾山、潘汉年等领导人。陈毅同志在会上宣布说：“党的政策是让工商业安心复业，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
荣毅仁听了，马上回公司安排复工，不过，他还是遇到了重重困难，首先第一个就是原料进不来。
那时候，中央派来了陈云同志，亲自帮荣毅仁解决问题，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非常关心荣毅仁遇到的困难。
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生产终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图 | 荣毅仁
1950年四五月间，北京召开了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工商界应邀派代表参加，由荣毅仁带队。关于税务问题的会议，让工商界参加，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央领导陈云同志，薄一波同志主持会议。在会上，荣毅仁就改进税收工作、调整税率等问题反映了工商界的意见。
谁知，就这些意见，党内开了一个晚上的谈论会。可以看出，党对荣毅仁和工商界的意见有多重视。
政治的昌明，社会的兴盛，使荣毅仁受到了巨大的触动，他非常庆幸自己和父亲当初的选择，他已经彻底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而这一切，都映在毛主席的眼里，在一次与荣毅仁等人的聚会中，毛主席亲切地说：“我们之间更熟悉，更靠拢了。”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议，荣毅仁赴京参加，当时毛主席也来了，并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
毛主席对在座的“资本家”说：“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些，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故事，他说：“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这样，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图 | 毛主席
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发人深思，让荣毅仁很受启发。一回到上海，他就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一定将所得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来支援国家的建设。”
1956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实现全面的全行公私合营。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变革。
在这次变革中，荣毅仁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的生产资料——他所辖的工商企业。
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荣毅仁都居住在上海。但是，这个中国金融都市的“行情”，几乎每天都可以反应到北京的中南海。
1957年的1月，上海市召开了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时，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上海市市长陈毅专程来到上海，在会上作了一篇轰动的发言。
当时，陈毅元帅用四川话说：“我这次到上海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请大家投荣毅仁一票，将他选为副市长。”
在上海人民心中，陈毅老市长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人们对他很尊敬，也很敬佩。
陈毅说：“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
陈毅接着又风趣地说：“实不相瞒，荣毅仁已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今天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人代会表决，选举荣毅仁为上海市副市长。
这件事和陈毅的这段话，给荣毅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对朋友坦诚相待，唯诚相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风范，也深深地烙印在荣家人的心里。
1979年，邓小平找到荣毅仁，共同探讨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邓小平要荣毅仁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出谋划策。
邓小平说：“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在那次促膝长谈之后，荣毅仁便陷入了沉思。不久后，他果断拿出“方案”，建议走国际惯例路线，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这个建议马上拿到中南海，得到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很快的时间内，荣毅仁领衔出台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了。
“信托公司”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它在旧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机构。
旧中国也曾开办过“信托公司”之类的机构，其主要业务就是：代管财产、执行遗嘱、代发股票和公司债券等信托任务。
解放后，信托公司开始部分停业，有些于1952年12月同私营银行、钱庄一起被合并成“公司合营银行”。
荣毅仁创办的“中信公司”，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又肩负起推动在中国尚属新兴事业的引进外资工作的重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继往开来”、“任重道远”。
这可见荣毅仁当时的心里压力有多大。
然而，荣毅仁并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创业以来，“中信”发奋图强，勇于创新，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
到1986年，“中信公司”已与海外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在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也与国内各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随着“中信”公司规模的逐渐扩大，它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1986年年底，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公布了该刊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五十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荣毅仁对这个结果表现地十分平静，他说：“当选为世界知名企业家当然感到高兴，但是，这主要是1979年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没有这个正确的政策，要干也干不起来。另外，具体的工作是靠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没有这些人的努力，一个人干不了什么事情，我只是在中间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荣毅仁的谦虚态度。其实，他的成功靠的是他独特的经营之道和为人哲学。
早在荣毅仁父亲那一代，就开始了中国工商业信息收集的先河。那时候，为了提高产品销路，荣氏兄弟每次从无锡到上海，都要多方收集关于面粉生产的各种杂志样本，只要是可用的，都会悉数买下，回来后仔细研究，从中发掘出企业经营的新路。
父亲的这些方法自然很好地继承到荣毅仁身上。每天，他都会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和国内外市场行情，然后有条不紊地处理各项事物。
经历十多年的风雨，中信公司迅速崛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
说到荣毅仁在经营业务方面的具体做法，有人说他始终把信誉看成企业之本。
对于已有的成就，荣毅仁自然是高兴的，但他更高兴的，是看到他的公司在国内外信誉的上升。
1989年的10月，北京接待了一批来自西方的贵宾。美国前国务卿黑格、日本经济协会会长河谷良一、英国太谷集团公司董事长施雅迪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要人，参加了北京一家公司举办的“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
客人们和邓小平、李鹏等中国领导人会见，场面十分隆重，此事也在全球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图 | 邓小平
那个公司便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那个在海内外都极有脸面的人士，便是大名鼎鼎的荣毅仁先生。所有这一切，靠的就是信誉，良好的信誉。
为了树立企业信誉，荣毅仁对下属提出“积极、稳妥，主动”的要求，也就是在与外界接触时，对对方的要求反应积极，但处理起来则要稳妥，为对方服务应主动。
中信公司的员工按照这些要求，果然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荣毅仁在任何时候，都是从容不迫的。当他阐述艰深的难题时，也是一口吴侬软语，娓娓道来。他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计其数，而每次均是记者挤满了会场。
原因很简单：荣毅仁对每个问题都能回答，每次答记者问，都能轰动一时。
另外，荣毅仁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巧克力大厦”里那间一尘不染的董事长办公室。
办公室正中大室后面就是主人的座位，自动升降俯仰的发沙发后，是一部大屏幕的电子显示器，屏幕上各种数据、信息，变化不停，令人应接不暇。
屏幕的上方，挂着一幅巨大的彩照，那是荣毅仁和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看得出，荣毅仁很喜欢这张照片。
办公桌是一个大台子，又宽又长，上面放满了各种办公用具和材料。大台左侧有一个工艺品架隔出的小间，一圈暗红色的瑞士沙发围着一张咖啡色的茶几。这里是荣毅仁和幕僚或者挚友小憩的地方。
工作中，荣毅仁是全公司的表率，他常常最后一个走出“巧克力大厦”，回家时还要带些文件回去办。工作已经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以致于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中信公司成立之前，看电视可能是荣毅仁唯一的嗜好。他看电视也只是看看体育运动录像片，尤其是足球比赛的转播。
在足球比赛中，荣毅仁尤爱女子足球。有一次他和别人交谈，就谈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他竟一口气说出了中国队几个名将的名字和号码，让一些球迷都暗暗称奇。
不过，看归看，荣毅仁是从不下场踢球的。他不仅不踢球，甚至和许多体育运动都无缘。有一次，记者问荣毅仁：“您有什么娱乐活动吗？”为什么身体那么好？始终精力充沛。”
这个时候，荣毅仁会笑笑说：“我比较乐观。”
是的，荣毅仁一向很乐观，人们几乎从未见到他焦头烂额的样子，每次见到他，都是迈着幅度极大的步子，来去匆匆，潇洒自如。
200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体制改革，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纵观荣毅仁先生的一生，我想用毛主席对其的一句评价来说最为合适。毛主席曾送给荣毅仁一句话：“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
这句话，荣毅仁一直亲身践行。不管是解放初期的建设，还是后来的对外开放，荣毅仁都十分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发展，因为有了这种认识，他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